研究了一辈子黑猩猩的珍·古道尔，如何成为希望的使者？

2024-04-24 16:41 127

人类是否将地球搞得更糟糕了？这是一个近年来时常被争论的话题。

甚至有人认为，是人类的智识造成了这种糟糕的处境，所以人类智识是进化史上最大的错误——一个正在危及这个星球上所有生命的错误。

珍·古道尔显然并不赞同这个观点，她坦言：“我们确实把事情弄得很糟糕，但不是智识本身，而是我们使用智识的方式造成了糟糕的结果。由于混合了贪婪、仇恨、恐惧和权力欲望，我们以一种不幸的方式使用了我们的智识。”

1965年，坦桑尼亚贡贝河国家公园，珍·古道尔与一只黑猩猩“秀肌肉”。视觉中国图

她也对未来抱有希望：“我们既然有足够的智慧制造出核武器和人工智能，当然也能够想出办法来治愈我们对这个可怜的古老星球造成的伤害。实际上我们已经越来越意识到我们造成的后果，并且开始运用我们的创造力和新发明来修补损伤。如今已经有了很多创新性的解决方案，包括可再生能源、再生农场和可持续农业，还有与地球相协调的饮食结构转换，等等，这些都指向创造一种新的行事方式。作为人类个体，我们也认识到需要减少自己的生态足迹，并且已经在思考如何去实现这一点。”

在这个人类遭遇流行病、气候和各种社会危机的时代，“希望”是一件日渐稀缺但更显珍贵的东西。而“希望”二字由珍·古道尔这位自然科学家说出，也显得更有说服力。

珍·古道尔与黑猩猩

珍·古道尔是英国生物学家、动物行为学家和动物保育人士，以对坦桑尼亚贡贝溪国家公园黑猩猩进行异常详细和长期的研究而闻名。她一直被视为勇气与智慧兼具的人物，还被称作“达尔文之后最伟大的动物学家”。

1934年4月3日，珍·古道尔生于英国伦敦。她从小就对自然、动物和动物行为极有兴趣。少年时期，她经常在家中庭院的榉树上读书，还要求外祖母把这棵树交给她继承。1952年离开校园后，珍·古道尔尝试过许多工作，如秘书和电影制片助理等。1957年，她为了实现进行动物研究的夙愿来到肯尼亚，并与著名人类学家、发现了“能人”头骨的利基相识，后者给了她一份旨在揭示原始人类行为模式的灵长类动物研究计划。

1960年，珍·古道尔在接受了利基博士对她进行的野外技能考察后，启程到坦桑尼亚坦噶尼喀湖畔的贡贝河自然保护区进行黑猩猩研究计划。她最初并不被人们看好，质疑者认为她没有接受过系统科学训练，而且成长在都市，无法应对非洲丛林的严酷环境。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珍·古道尔扎根非洲丛林，并取得了惊人成就。她的野外研究显示，黑猩猩会使用工具（将植物茎秆伸进蚁穴探测、用树棍伸入水中捞取食物），也会制造工具（从植物茎秆上除去树叶）。这一发现打破了长久以来“只有人类才会制造工具”的观点，为人类学和动物行为学的研究引入了全新资料。1965年，珍·古道尔凭借这一发现获得剑桥大学动物行为学博士学位。可贵的是，她并没有就此停下，而是继续回到贡贝河自然保护区，并建立贡贝研究中心，专门进行黑猩猩的研究，这也是世界上唯一对黑猩猩连续进行近50年野外观察的研究所。

珍·古道尔还通过研究发现，黑猩猩并非此前人们所认为的温驯食草动物。它们有时会结成群体有组织地对其他小型哺乳动物进行狩猎，不同群体的黑猩猩之间还会发生战争，在战斗中还会使用武器，有些黑猩猩甚至有袭击和残杀同类的行为，这种行为有时甚至仅仅为了取乐，而此前学术界一直认为战争和同类相残只是人类独有的行为。古道尔还发现黑猩猩社会中有森严的等级制度，每只黑猩猩都有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它们为争取社会地位而进行的明争暗斗丝毫不逊于人类。

也正因此，珍·古道尔一直认为：“攻击性行为是我们从远古的人族祖先那里继承的基因的一部分。”同时，她也因此而慨叹，人类明明拥有理性和智慧，可“这一点也让人类的攻击或侵略行为比其他物种的更恶劣，因为我们明知这种行为在道德层面上是错误的——至少我们相信这在道德上是错误的。这也是我认为只有人类才能真正犯下恶行的理由——只有我们能坐下来冷血地研究如何折磨人，如何造成痛苦，周密地谋划残忍可怖的行为”。

没有受过专门的科学训练确实是珍·古道尔的“先天不足”，却也成为她的特色，因为这让她的研究没有遵循人类学研究的一般模式。她深入黑猩猩社群，为每只黑猩猩取名，观察它们的日常活动，也让普通人更为关注黑猩猩的保育。

1977年，她建立了珍·古道尔研究会，致力于推进全世界范围的野生动物保育和环境教育计划。1984年，她又主持成立动物庇护所和黑猩猩动物园，前者用于收养那些由政府没收的被走私的幼年黑猩猩，后者则主要收留那些遭到非法捕猎的黑猩猩，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类人猿研究基地。

1991年珍·古道尔创立“根与芽”环保组织，为宣传可持续发展、保护自然世界而奔走全球。她曾说“我的家在飞机上”，每年会花费300天的时间在全世界演讲，剩余的65天与妹妹朱迪住在英国伯恩茅斯的老宅里。她坦言：“我可以为拯救森林和黑猩猩牺牲自己，可是如果我们的下一代无法胜任这个工作，那么我们的努力都毫无用处。我对‘根与芽’的工作如此用心，正在于此。”

人类仍保有希望的四个理由

这位曾获艾尔伯特·史威策奖，被联合国任命为联合国和平信使，其故事入选中国义务教育语文课本的女性，用一生的奔走与探索诠释着“希望”和“坚持”。新出版的《希望之书》，是她与美国作家道格拉斯·艾布拉姆斯的合著，探讨如何在危难中看待人类的生存、未来与行动。

在近90年的人生中，珍·古道尔曾目睹一系列人类灾难，她写道：“过往的80多年里，我见识过‘9·11’恐怖袭击、校园枪击案、自杀性爆炸袭击这样的灾难，对其中一些可怕事件可能引发的绝望也并不陌生。我成长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世界险些为希特勒和纳粹所侵占。我也亲历了冷战，那时整个世界都被核灾难的阴云所笼罩，也被世界各地武装冲突的恐怖氛围所包围，数百万人蒙难甚至死去。”但她也看到了人类战胜纳粹，看到了柏林墙的倒塌。所以她始终坚信，人类终将穿越至暗时刻，走向明天。

而在自己的人生历程中，珍·古道尔也绝非一帆风顺，“失望和绝望是家常便饭”，但她始终坚持，步步前行。在她看来，“希望”是个常被误解的概念，人们往往认为希望只是消极、被动的一厢情愿，但实际上，真正的希望需要行动和承诺。

在《希望之书》中，珍·古道尔首次讲述了她如何成为“希望的使者”的故事：从经历二战，到她在贡贝研究黑猩猩的岁月，再到她意识到自己必须离开丛林去往世界各地，为维护这颗星球的一切做出行动和承诺。她写道：“我漫长的人生经历和对自然世界的长期研究教会了我许多关于希望的事。”

她总结了自己认为人类仍保有希望的四个理由：不可思议的人类智识、自然的韧性、青年的力量和人类的不屈精神。

要时刻保持希望，需要的是乐观态度，虽然希望和乐观在珍·古道尔眼中并非一回事。她写道：“有证据表明乐观人格可能部分源自基因遗传，但这一点完全可以被环境因素改写——那些生来不带有乐观基因倾向的人，也有可能发展出更加乐观和自立的人生观。这充分说明了孩子成长环境和早期教育的重要性。一个支持孩子的家庭环境能产生重大作用。这也是我非常幸运的地方，这主要归功于我母亲，她对我的影响很深。如果我成长在一个不那么支持我的家庭，我会不会就不那么乐观了呢？关于这一点，我们也无从得知。我记得在哪儿读到过一对同卵双胞胎的故事，这对双胞胎在不同的环境里被抚养长大，仍然展现出了相同的个性。但就像我说的，环境能对基因表达产生影响是不假的。”

她还讲了一个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之区别的笑话：“乐观主义者认为这个世界是所有可能存在的世界中最好的，而悲观主义者害怕乐观主义者说对了。”

正因为乐观与希望，珍·古道尔深信这个世界仍在越变越好的轨道中。她说：“虽然有许多的暴力和恶行，但放在历史的尺度上来看，这个世界还是有了长足的进步。我们现在身处荷兰，你想想，不到100年前这片土地还浸润着二战时英德交战中士兵的鲜血。最近我和几位德国朋友在一起时说：‘这难道不奇怪吗——我们现在是彼此的挚友，但我们的父辈曾互相残杀？’现在我们有了欧盟，这些几百年来挥戈相向的国家如今为了共同利益走向了联盟。这是希望的重大标志。是的，英国后来脱欧了，这是一步倒退，但我们仍然不太可能在短期内与欧盟发生任何战争。”

她还认为：“在我们成为人类的几百万年里，我确实认为我们变得更关心他人了，也更有同情心了。尽管残忍和不公仍然随处可见，但人们已普遍认为这些行为是错误的。更多人能通过媒体的报道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事情。”

所以，珍·古道尔才会这样总结自己的人生：“和所有活得足够久的人一样，在我生命里投下阴影的黑暗时刻和苦难年月已不能尽数。然而，每当我开始感到消沉，我就会去想那些充满勇气、毅力和决心的人与邪恶力量战斗的故事。”